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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文选》三卷本面世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5-11-06

 人民出版社出版《江泽民文选》(1-3卷)。

  “这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雪薇告诉记者,对领袖的研究一般有三种成果:一是选集(文选、文集),主要精选他们的著述;二是年谱,主要反映他们的思想和实践活动;三是传记,侧重记叙他们的生平、思想和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出版选集(文选、文集)的党的领导人近30人,其中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名义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最高规格。

  享受这一规格待遇的,此前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叶剑英、彭真等人。

  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是第3位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选集的中央领导核心。

  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有不同小组负责不同领袖人物的文献出版工作。

  此外,还有其他规格的选集(文选),比如以选集(文选、文集)编辑组名义编辑、由人民出版社或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其他著作,大多数是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作品集,如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等。

  编辑与出版 

  与以往分卷出版不同的是,《江泽民文选》三卷同时推出。

  《江泽民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其前身是成立于1977年3月的“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1980年改现名,其使命也从专门编辑毛泽东著作扩大到党的其他主要领袖人物,各有专门的小组负责编辑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围从历史文献扩大到当代文献。

  如果再往前,还可追溯到1950年成立的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足见党中央对理论工作的重视。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党中央的重要职能部门,其领导机关是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出版领袖人物著作逐渐形成如下惯例:经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整理编辑,指定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负责发行;外文版则由中央编译局负责翻译。

  《江泽民文选》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亲自抓的”。一位学者介绍,从事编辑领袖著作的都是“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和有关专家”。编选《邓小平文选》的有逄先知、龚育之和郑必坚等;胡乔木、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等参与了《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一到四卷的编选工作。

  人民出版社一位编辑透露,参与《江泽民文选》出版工作的主要是政治部,但几乎是“集合全社力量”,“全部校对都在做这本书”。

  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出版领导人选集,毛泽东是第一人。 

  最早的《毛选》可追溯到1944年5月,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了一部5卷的《毛选》,印刷在毛边纸上。在这之前,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只有一些单行本。

  编印《毛选》,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早已确立,而现实的因素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时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的胡锡奎和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负责选集的编印和出版工作。这部《毛选》影响甚广,并为之后不同版本《毛选》的编写奠定基础。

  各根据地的《毛选》出版高潮出现在中共“七大”后,1945年4月到6月间召开的这次会议,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在国家图书馆,1949年以前的《毛选》就有21种版本之多。

  陈雪薇从旧书市场上买到的一本东北书店《毛选》,出版于1948年5月,印数2万册。这已经是所有版本中印数最多的版本了。

  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将自己所写的文章、文件汇集整理出版。此后,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成立,由刘少奇任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德山副教授说,出版领袖著作的意义在于,“用思想武装人民,让人民跟着领路人走。”

  到1960年,《毛选》先后出版了一到四卷。从文革开始编写的《毛选》第五卷,直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77年才得以出版。1977年3月,由华国锋任主任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成立,决定编辑出版《毛选》五卷,其工作机构是“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也就是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前身。

  不过,《毛选》五卷后来停止使用,1993年至1999年出版了《毛泽东文集》八卷。现在提起《毛选》,一般只说一到四卷。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共选出13位政治局委员,其中书记处书记五名,分别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五大书记”。

  根据“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共识,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后,就着手编写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领袖人物著作。自1981年起,先后推出《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朱德选集》和《任弼时选集》。

  核心内容 

  从1983年始,《邓小平文选》(3卷)和《陈云文选》(3卷)也陆续出版。中央党校教授陈登才解释,这是“为了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邓小平和陈云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同时他们又将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

  陈雪薇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命题,而江泽民在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历史课题。

  可以预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成为《江泽民文选》的核心内容。在这个论题上,已有不少专题册子出版——《论科学技术》(2000年)、《论“三个代表”》(2001年)、《论党的建设》(2001年)、《江泽民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2002年)、《论国防和军队建设》(2002年)、《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专题摘编)》(2005年)等。

  除了1989年到2002年江泽民任总书记期间的文章、文件外,他在上海任职的一些重要讲话也将收入文选中。

  中央党校已准备把学习《江泽民文选》列入新学期的教学计划中。

  上述学者认为,江泽民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任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整体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同江泽民同志的著作是一脉相承,又是与时俱进的。

  从2005年1月起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就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

  这位学者指出:“学好《江泽民文选》,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对于我们迎接明年的十七大也有重要意义。”

  《江泽民文选》摘录 

  第一卷收入江泽民在1980年8月21日至1997年8月5日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示、命令、题词等八十一篇,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在他任总书记之前的,有7篇。

  江泽民谈马列主义:

  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应该让理论工作者畅所欲言、言无不尽。

  第一卷的开篇是《设置经济特区,加快经济发展》,江时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

  《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是他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之后,1988年3月10日的讲话。

  对于一些重大的敏感的理论问题可不可以研究呢?我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应该让理论工作者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当然,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和宣传是有区别的。在宣传上,我们要慎重,要注意一定的范围,特别要注意社会效果。有些不宜公开的理论研究,可先在内部刊物上进行讨论。正如允许改革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

  邓小平同志近几年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怕担风险。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正确的主张。当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

  《用正确的思想方法分析形势》,这是江泽民在1989年3月20日在上海市大型企业专职政工干部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典礼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现在有人提出要进行三个所谓“反思”:反思七十五年前五四运动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对不对,反思四十年前即建国后确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反思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中国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对不对。

  对这些大的是非问题,共产党员要看清实质,旗帜鲜明地作出回答:五四运动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是对的,建国后确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对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搞改革开放、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理也是对的。

  前几年,由于没有注意继续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对改革又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所以当改革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时,有些人就灰心丧气、悲观失望,认为通货膨胀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不安定因素等都是改革带来的后果,从而怀疑改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来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当前的社会问题。所以,有必要在干部中开展正确的思维方式的教育,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

  《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这是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出任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时的讲话。

  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健在,一般日常的工作,我们绝不打扰他们,但遇到很重大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随时向小平同志请教,听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

  赵紫阳同志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把改革开放同四项基本原则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实际上是背离和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和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酿成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这就从反面惊醒了我们。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深刻教训,我们一定要永远记取。

  江泽民谈防“左”: 

  “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报告,1992年10月12日。

  今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要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些,建设的步子更快一些,千万不可丧失时机。

  在把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像越“左”越革命。

  《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1995年1月30日,提出著名的“江八点”。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1995年11月8日在北京市考察的讲话。后称“三讲”。

  自我改造也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周恩来同志说过,领导干部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面对改革开放这场深刻而伟大的历史变革,你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怎么能够当好领导,又怎么能够始终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1996年1月24日。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现在,宣扬腐败、低级趣味、封建迷信的东西时而有出现,一些有殖民文化色彩的东西也时有出现。有的饭店叫什么“帝王酒家”,有的商店叫什么“花花公子商店”,还有什么“贵族学校”、“贵族医院”,等等。国外就有个刊物就叫《花花公子》,内容很下流,有教养的都不看,而我们竟然拿它当招牌。……这些东西多了,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潜移默化,会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引向哪里?

  第二卷收入江泽民在1997年9月12日至2000年2月1日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讲话、谈话、文章、信件、批语等五十九篇,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江泽民谈“讲政治”: 

  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

  此卷开篇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12日。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需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

  《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4月21日,江泽民写给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并中央军委各同志的信。

  一份材料反映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清官祠”,把封建时代的官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以及九位老帅的塑像搞在一起,既有我们一些领导同志题词,又找了台湾当局的人题词。……关于“清官祠”的问题,现已派人去南阳市调查。

  我一直讲“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针对我们面临的国际国内的现实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我们党和政府早已作出了正确的结论,而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总是企图翻案。

  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他们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整天都在向人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

  《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1998年7月13日。

  有的同志劝我,现在管大事就行了,小事不要管了,超脱一些。我也希望这样。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二亿人民,肩膀上的责任重啊!有些事看似很具体,但涉及全局,非抓住解决不可。反走私就是这样,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也是这样,看似很具体,分散开来,好像是一件一件小事,但总起来看,都是关系国家稳定和发展全局的大事,必须抓住不放。……今天,我脸上没有笑容,有些忧虑,有些着急,说起话来比较激动。有些话也说得比较尖锐,可能会有所震动。我想过了,震动一下有好处,可以使一些同志警醒起来、振奋起来,有利于大家齐心协力地去解决前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继续发展好的形势。

  江泽民谈军队: 

  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武装力量,不能成为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家丁,不能成为什么人牟取不义之财的保镖。

  《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1998年7月2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

  目前,走私活动在一些地方严重存在……突出问题是法人走私、内外勾结。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检察司法等政法部门的一些单位和人员也参与其中,这就更增加了走私活动的严重性和反走私斗争的复杂性。

  ……

  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武装力量,不能成为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家丁,不能成为什么人牟取不义之财的保镖。不然,我们的军队就不成为其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发生动乱,有的就是由于军队产生严重腐败,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这些国外的教训,我们也应该引以为鉴。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推进全军的党风廉政建设,中央已下定决心作出一个重大决策,这就是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吃皇粮”,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领导干部要带头树立好的家风》,1998年7月21日。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带头树立好的家风。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一次,以期引起大家进一步重视。

  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都必须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切不可把它当作为自己和家庭成员谋取私利的手段。领导干部既要管住自己,又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应该处处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处处按照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原则办事,千万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江泽民谈法轮功: 

  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

  《一个新的信号》,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写给政治局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

  今天的事件,值得我们深思。人不知、鬼不晓,突然在党和国家权力中心的大门口周围聚集了一万多人,围了整整一天。其组织纪律之严密,信息传递之迅速,实属罕见。可我们的有关部门事先竟毫无察觉,而从互联网上就能迅速找到“法轮功”在各地的组织联络系统,这还不发人深省吗?……此事发生后,西方媒体立即作了报道并加以煽动性渲染。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的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对这种已形成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

  ……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三讲”教育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探索》,1999年6月28日。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2000年1月14日,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中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党治国?这几年,在领导干部中,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

  现在有一种所谓的“五十九现象”。在接近退休年龄的领导中,有的人感觉自己快要退下来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可以抓紧捞一把了,不然就没机会了,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邪路。必须针对这个情况,加紧研究,加强防范。……元曲和《红楼梦》中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割舍啊?

  第三卷收入江泽民在2000年2月25日至2004年9月20日这段时间内的重要著作,共有报告、谈话、文章、信件、批示、批语等八十一篇,相当一部分是第一次发表。

  江泽民谈三个代表: 

  如何使我们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开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是江泽民2000年在广东省考察时讲话的一部分,指出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面,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5月14日,在上海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都应该具备。不读点历史,不了解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不知道历史和现实的联系,不掌握中外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和教训,怎么治理社会、治理国家啊?怎么处理国际事务啊?怎么讲政治啊?你那个政治是很难讲起来、很难讲好的。……

  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最近,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下台,又进一步引起我的思考。……如何使我们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今年二月,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坚持“三个代表”要求,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不要突出宣传领导同志个人》,这是江泽民2000年9月28日对一份材料的批语。

  我到北京之后一直强调,不能因为我担任了现在这样的领导工作,就对与我有关的事情和人物进行过分突出的宣传,更不要去宣传我的家庭。对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我历来是严格要求的。我们党早就有过规定,对中央的领导同志,不要突出个人,不要宣传个人。不然,不仅对领导同志个人没有什么好处,对党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好处,在群众中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个原则看来还有重申的必要,使全党同志共同遵守。

  江泽民谈政改: 

  西方一些人对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很感兴趣,有的评价拔得很高。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确实认为这样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2001年4月2日,在全国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部分。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是要搞的,而且一直在搞,并且一定要搞好。

  西方一些人对我们在农村进行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很感兴趣,有的评价拔得很高。这里面,有的人可能确实认为这样做好,但也有不少人是有政治目的的。他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我们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头脑要清醒。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要坚定不移,但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必须看是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千万不能高枕无忧、歌舞升平。我曾经引用过孟子的一段话,这里再引用一下。孟子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江泽民谈小平南巡: 

  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说的。

  《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2002年1月14日,在十六次全国人大文件起草组上的讲话一部分。

  《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2001年8月31日,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讲话的主要部分。

  党的十六大将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一步作出部署。在此之前,必须进行一些深入的理论准备。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从一九八九年到中央工作,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已经十二年多了,担任军委主席职务快十二年了,担任国家主席也八年多了。这些年来,我牢记全党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嘱托,在大家支持下,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深感,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说的。一九八九年,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小平同志见我,我对他说,党和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用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2002年1月25日,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部分。

  个别领导干部必须明白,我们是共产党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千万要防止把升官发财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

  《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2002年10月24日访美在布什图书馆的演讲和2003年7月21日会见布莱尔的谈话。

  江泽民谢幕演说: 

  回顾我担任军委主席十五年的历程,感慨万千。事非经过不知难啊!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2004年9月1日,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2004年9月20日,江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后,在中央军委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江泽民的谢幕演说。

  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作出这个决定,我是经过长期酝酿、慎重考虑的。这样做,有利于党和军队的长远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说句心里话,看到党、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回顾我担任军委主席十五年的历程,感慨万千。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的是感到千钧重任在肩啊!这十五年来,世界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重大自然灾害也不少。军队使命艰巨、任务繁重。十五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

  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还是要坚持文攻武备的总方略。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   本报记者苏永通(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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